图为本文作者，刘云枫，管理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年轻人充满幻想，想回到古代；有的想穿越到宋代，有的想去明代，还有人想去大清当还珠格格。我不想。
不要说回到满清，让我回到40年前，我也决不答应。这不是年轻人的错，而是我们的“历史“和教育的问题——90后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享有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古代更是闪闪发光、辉煌灿烂。
实际上，40年前，大部分的中国人吃不饱。那时的小孩子，吃完饭，会把碗端起来，像一只小猫儿一样，把碗里、碗沿儿舔得干干净净。我、我哥、我弟弟会为着吃完炒菜，谁用玉米饼子擦炒菜锅，发生争执。
有一次，我和我哥，把锅底擦了，没轮到老三。他一气之下，一脚就把锅底踢翻了。
穷则思变，日子过得好好得，谁想动呢？所以，1978年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不改的话，“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当时主旋律的用语，不是我的发明。
为什么？因为，78年之前的生产组织方式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也面临着需要调整和优化的新课题。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生、初中生，不是正式劳力，但对生产队运作之梗概，略知一二。
“三级核算，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我所在的是王庄公社、南王庄大队、第三生产队；我们队，有百余口人，我记不住准确数值了，但大差不差。
我们第三生产队，是一个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有水地、旱地、山林、河滩、水井、园地等土地资源，有一个大牲口圈，若干牛马骡子和毛驴，还有一群羊；有一个专职饲养员，照看大牲口；当时，没有其他机械，耕地、驮运粮食重物，除了人力，就是骡马了；
羊群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羊粪尿提供有机肥，二是到了年底，羊肉是我们的主要肉食来源。三叔一直是队里的放羊人，我没上小学之前，冬天，跟他住在羊圈里；羊圈是一个窑洞，一百多只羊聚在一起，又不通风，窑洞里一点不冷，就是味道难闻。我受不了，我三叔习惯了。
家家户户养猪，除了光棍汉、懒汉之外；猪饲料以家里的剩菜、剩饭，以及玉米面、大白菜、红薯、萝卜片、麸皮和糠为主，且是连茅圈，也就是猪直接吃人大便的。有一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屎”，其实在老家，我从来没见过狗儿有这种行为。窃以为，这是对狗的最大侮辱。
养猪的好处有两个，一是猪粪混合青草、树叶等来生产有机肥，二是年底，把猪卖到供销社，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生产、收获、分配和消费，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男女老幼，都是劳力，但分值不一样。成年男子是10分，女子是8分，老人是6-8分，能参加轻体力劳动的青年，在6-8分之间。我79年离开老家之前，麦假、秋假去干活儿，能挣到6分，我哥是8分。
夏秋之际，农活儿多，天也长；成年人都是一天三班，早上约1-2小时，上午4小时，下午要一直干到天黑，才结束。工作量的计算是：早上2分，上午4分，下午4分，合计10分。满10分，算一个工。
那时，没有表；集合一个巷子里的人上工，靠的是敲铛铛——铛铛者，方言也，就是一个能发出声响的铁器。我们队的铛铛，是一节不到50厘米的铁轨，挂在队长家门口；上工之前，队长敲2次，第一次预备，第二次集合。集合之后，队长分派任务，社员们领命之后，各自上工。
不是所有工作，都适合“集中力量干大事儿”；很多活儿，都是小规模的，适合一个人单干，或者2、3个人之小组干；此时，多数采用包工制。包工，是和日工相对的；日工是计时的，干一天算一天，早班、上午、下午干满，算一个工；包工不同，是计算工作量的，例如割麦子，一亩地算3个工；要是你手快、起早贪黑，一天就干完了，也是3个工，时间你自己掌握，也不用听铛铛了。
一个劳力一年所能挣到的工分，是日工加包工；好劳力勤快，力气大，干得快，更愿意作包工，也就挣得多。我二叔、三叔每年都能挣到600多工，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据我所知，能接近700个工。
生产队的作物，一年两季；夏季只有小麦，小麦是前一年冬季播种，第二年六月初收割；秋季作物，繁杂多样，以玉米为主，还有谷子、高粱、大豆、小豆、绿豆、红薯、土豆、白萝卜、红萝卜、蔓菁等，林地里，还有核桃、红枣两种。
所有农产品，不管哪一种，一起收上来，然后，平分给生产队的每一个社员；不过，也不是平分，而是有权重的。例如，小孩不到8岁，吃得少，是不能按照大人的份额分配的，就给成人的一半儿。因此，分配的时候，有的家庭不是整数，如3.5口、4.5口，就是他家里有小孩儿。
除去主粮小麦、玉米之外，生产队还有一块园地，专门种菜，供给整个队里的新鲜蔬菜。从夏到秋，有黄瓜、茄子、辣椒、角瓜、大葱、韭菜、大蒜等，也有西红柿。不过，我们队种的西红柿，从来没有红过，都是青的。青西红柿不能生吃，炒菜味道尚可。
专管园地生产和蔬菜分配的，是两个老头儿，一个叫老虫，一个叫老张。这两位是绝配，老虫和气、慈祥，满面笑容；一个严厉，板着脸，怒目金刚，每一条皱纹里都写着一个疑问，像苦瓜一样。
作为一个基本、超大生产单元，生产队是自给自足的，除去极少的生产工具、机械、种子、化肥之外，农、林、牧，还有杂粮、蔬菜，都是自产自消，是消费，不是销售。生产队也是自负盈亏的，交了公粮之后，剩余农产品和资金，由生产队统一、平均分配。
毫无疑问，中国农民是地球上最吃苦耐劳的一群人，没有之一；而且，以49年之后的农民更能战斗，因为，那是一个激情可以当燃料的时代。
一年辛苦能有多少收获呢？收入有两部分，一是现金收入，二是实物收入。
我们村、我们第三生产队算好的，但是，最能干、也就是体格最彪悍的劳力，一年无休，农忙时期夜里12点才睡下，早晨3-4点又下地了，到年末能分300元，就是超大喜讯，全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马上就会有媒婆，来给提亲。200元，梦里就能笑醒；100元，谢天谢地。我二叔、三叔，当时正值壮年，但，没有一年能赚到100元钱。
实物中最重要的小麦、玉米，要交公粮，是无偿的；之后，才是村民的。最好的年份，我们队能分三个月的小麦——每天以消耗一斤小麦计，三个月就是90斤。这是最好的年景了。
最好的实物，是肉。到了年底，生产队会杀几只羊，按人头平分，人均一斤多；剩下的羊头、羊蹄儿、下水等，俗语叫订，就是今天的拍卖，谁家出钱多，就给谁家。此外是见不到肉的。
年底分了肉，也有白面，大年初一吃一顿羊肉胡萝卜，或者羊肉白菜馅儿的饺子，就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的最高享受了——“大年初一吃饺子头一回”；“好吃不过饺子”，不是凭空来的。对饺子的偏好，直到今天依旧，要是看见饺子馆，就迈不开腿了，非要吃之而后快。
排在第二位的美食，是面条，主妇们都会做；我母亲作的手擀面也是一绝，配上西红柿炒鸡蛋，乃世间美味。大约在70年代中期，村里有了手摇式压面机，也就有了机制面。才吃到压面，奶奶高兴的说：看这面，一般厚、一般宽，比手擀的齐整多了。机制面比手工快得多，于是，红白喜事上，压面渐渐地取代了手工面。毕竟，不是每个人家都买得起压面机。当时，喜宴上的绝对主角，是面条。坐席、吃面，机会难得；记得长我2、3岁的一个老乡，小小瘦瘦的，可超级能吃，一顿饭能吃下七八碗面条，因此声名远播，我们那一道川，无人不知。
其他美食，还有馒头、烙饼、疙瘩汤等，各位看官，也许看出奥妙了。其实，凡是小麦面粉作的，或者和面粉发生了关系的，如疙瘩汤，在当时都算美食，都是我们的一个小目标。
有一年秋假，我曾经用一颗收藏级别的大红枣，和50厂的同学，交换了1/4个馒头。我们俩，坐在高高的山坡上，望着蓝天白云；我想着什么时候火车能直接修到山脚下，接我回村里，顺带拉上我割的柴火，省得我像牛马一样地扛着啦。同伴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啃着馒头，他吃着大枣，各自满心欢喜。
还有一种美食，值得一写——因为，现在已经绝迹，以后也不会有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疙撅”。汉字怎么写，我也不会，只是取了一个发音相似的汉字。
形状，和今天的羊角面包一样，略小。
做法，也极简单——一小把面粉，加水，用筷子搅成糊，之后，将面糊裹在筷子上，呈羊角状。那时，人家都是烧柴的；炉膛里，有余温很高的灰烬；把“疙撅”埋在柴灰里，过一刻钟左右，一个带有浓郁面香的乡土“羊角面包”，就出炉了。
这就是“疙撅”——我得痢疾的时候，我奶奶给做过。
不过，我不是很喜欢。一是，因为用得是余火，没法控制温度，不是糊了，就是不熟，很难恰到好处；二是，“疙撅”直接放在柴灰里，我觉得不干净；就像今日游牧民族，把发酵的面团，直接放在草木灰里烘烤，一样。高温虽然杀死了病菌，但，上面的草木灰是无论如何也清除不干净的。
我还是有点儿洁癖的——对干净、安静、清净充满向往；对灰尘、昏暗、肮脏不堪的人、城市和地方，弃之如履。
*特别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该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优米体育服立场，未经授权不得随意转载。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黑猫投诉
广告刊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