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米体育总部地址查询报讯 近几十年来，全球农业系统与食品加工业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外出就餐与外卖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推动了精制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食物、高糖饮料及动物源性食品在居民膳食结构中的比例显著上升。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群陷入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困境：一方面，超重、肥胖及相关慢性病问题日趋严峻。2021年全球数据显示，超重和肥胖人数已攀升至26亿；在中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肥胖率高达7.9%，较2002年增长超过5倍。另一方面，由粮食安全与膳食可负担性不足所引发的饥饿及营养素缺乏问题依然存在。根据《2024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3年全球仍有约23.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超过28亿人难以负担日益上涨的健康膳食成本。
中国传统膳食模式以谷类食物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食物供给体系逐步转向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模式。居民收入提升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从以主食为主，向肉、奶、蛋、水产品等优质蛋白占比显著提高的方向转变，膳食选择日趋多样，但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食物资源分布不均的制约，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与此同时，各类超加工食品凭借其强烈的感官刺激与食用便利性广受欢迎，高脂肪、高糖、高钠食品消费量持续上升，推动居民膳食结构整体向“高能量密度”方向转变，逐渐偏离了膳食平衡与多样化的科学要求。这一负面趋势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呈现出复杂且不均衡的分布特征。获取安全、营养的食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食物环境与食物选择、膳食质量及健康结果密切相关，构建公平、健康、可持续的食物环境，不仅关乎个体健康福祉，更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食物环境”是指个体周围影响其食物选择与消费行为的所有外部物理、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总和，涵盖食物的可得性（是否存在）、可及性（能否方便获取）、可负担性（价格是否合理）以及可取性（信息、营销、规范与文化是否支持健康选择）等多个维度，不仅包括社区周边食品店的空间分布与质量，也涉及食品的价格体系、广告营销、营养标签、政策法规以及深植于社会的饮食文化与习惯。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我国食物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丰富供给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衡。健康食物资源在城乡、区域甚至城市内部分布失衡。在城市地区，部分社区，尤其是老旧城区或低收入聚居区，新鲜蔬菜水果零售点稀缺，居民不得不依赖便利店与快餐店获取食物，健康选择受限。在学校、医院、交通枢纽周边，高糖、高脂、高盐的廉价超加工食品销售点往往过度集中，对儿童、青少年及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在农村地区，尽管市场发展拓宽了食物获取渠道，但健康食品的稳定供应、品质保障与多样性仍是明显短板。这种基于地域和经济发展梯度的食物环境分化，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健康膳食实现。
第二，健康膳食的经济可负担性不平等。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等健康食品的价格相对较高，使得遵循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模式日均成本显著高于不健康饮食模式。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构成了实质性经济壁垒。相反，能量密度高但营养质量低的超加工食品往往价格低廉、耐储存且食用方便，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成为替代选择，致使高收入家庭能够享受多样、均衡的膳食，而低收入群体则被推向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健康膳食异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加剧了健康不平等。即使在健康食品物理上可得的社区，高昂的价格也可能将其排斥在普通居民的日常选择之外。
第三，数字化浪潮下面临的新挑战。线上食物零售与外卖平台的兴起，在提升便利性的同时，也重塑了食物环境的格局。虚拟空间充斥着精准、诱导性的食品营销，例如，针对儿童青少年的节目中，高糖、高脂的零食饮料广告占据主导，频繁接触会显著增加儿童的不健康零食摄入。更为隐蔽的是基于用户历史消费偏好而非营养需求的算法推荐系统，容易将消费者禁锢于不健康的“信息茧房”中，不断强化其既有偏好。此外，线上餐饮普遍存在“重口味、轻营养”的倾向，且餐食营养成分标识不清晰，进一步阻碍消费者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
第四，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食物环境的建设涉及农业、市场监管、商务、卫生健康、自然资源与城乡规划等诸多部门。各部门政策目标、管理范畴和工作重点各异，缺乏强有力的顶层协调机制，容易导致政策“碎片化”。例如，城市规划可能未将健康食物零售作为必需公共服务设施纳入标准，市场监管侧重于食品安全事后处罚，而对不健康食品的前端营销限制不足，健康教育部门的营养知识传播，可能因不健康的食物环境而效果打折。部门间数据共享不畅，难以形成政策合力以应对复杂的挑战。
为构建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食物环境，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进相关治理工作：
第一，完善法规与标准体系，强化跨部门协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健康中国行动》等现有框架下，制定健康食物环境建设与管理指南，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例如，建立覆盖城乡的“健康食物环境评价体系”，并将其纳入“健康城市”“乡村振兴”的建设框架中。打破部门壁垒，形成目标一致、分工协作、信息共享、联动执法的工作机制。
第二，优化食物供给的空间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及社区建设中，保障菜市场、社区生鲜店、平价超市等健康食物零售网点的建设用地与空间。通过土地优惠、租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激励商业主体向这些区域投资布局。推广“农超对接”“社区支持农业”“订单农业”等模式，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链条，倡导食物消费的在地化、当季化。控制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周边不健康食品销售点的密度与营销活动。
第三，增强健康食物的经济可及性，减少消费壁垒。让健康饮食变得可负担是促进公平的核心。例如，可以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发放可用于购买新鲜蔬果、全谷物等健康食品的“营养补助券”。对健康食品的生产、流通环节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终端价格。扩大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餐食质量与覆盖范围，并考虑向城市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学生延伸。发展普惠性的社区食堂，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健康价廉的餐食服务。
第四，强化食品信息监管，创造清朗的数字环境。加强对食品广告，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监管，限制高糖、高盐、高脂食品的不当营销。推行更直观的食品包装正面标识制度（如“红绿灯”颜色编码或星级评分），方便消费者快速识别产品的营养优劣。要求大型外卖平台及在线餐饮服务提供者标注餐食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能量、脂肪、盐、糖含量），设置“健康优选”筛选功能，减少向用户过度推荐不健康食品。
第五，加强全民食物与营养教育，提升公众素养。将食物与营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设立相关课程与实践，培养儿童青少年认识食物、选择食物、制作健康餐食的能力。开展“全民营养周”“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等科普活动，传播膳食指南知识，弘扬“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的优良传统饮食文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等场所开展个性化的营养咨询与指导。
第六，推动形成多方参与、社会共治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负责、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科技支撑的社会共治体系。鼓励和引导食品生产企业改进配方、优化产品结构，减少不健康成分，履行清晰的标签标识责任。支持行业协会制定更严格的健康生产标准。鼓励社区、学校、企业创建健康食堂。发挥媒体、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监督作用，曝光不良营销行为，宣传优秀案例，营造关注营养、追求健康的社会氛围［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03204），江南大学食品安全与国家战略实验室开放型课题2025-004中期成果］。（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师钟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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